杨敬东：我的象棋裁判之旅

陶山老妖

我的象棋裁判之旅

（国家级裁判  杨敬东）

       1988年，北京棋院在西城区体委举办象棋裁判培训班，我通过朋友介绍参加了培训班，从此开始学习象棋规则并从事象棋比赛的裁判工作。大到全国性的比赛，小到街道社区、基层单位的比赛，凡是找到我，我都尽量去，并尽力把裁判工作做好，让人家满意。我的裁判水平能有所提高，主要是得益于王孔兴老师的言传身教。王老师当时在北京棋院负责竞赛科的工作，为了增加和加强北京市的象棋裁判队伍，一年要办两次象棋裁判培训班，从1988年到1998年王老师退休，我基本都参加了培训班的学习，从学员到给王老师做助手，10多年20余次的正规培训，给我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裁判业务基础，在王老师众多的弟子中，我是听王老师课最多的学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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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1999年象棋规则修改，我在第一时间从王老师那拿到了《1999年象棋竞赛规则》（样本），用不到一周的时间读了两遍规则，把《99规则》和《87规则》做对比，区别之处、修改地方都做了笔记。为了理解棋例部分的改动，我从历次培训班和平时收集的待判局面中挑选出了40多个各种类型的、和《87规则》裁决有区别的棋图，注上自己的观点、看法，拿去向王老师请教，从中受益匪浅。1999年全国象棋团体赛在漳州举行，王老师任裁判长，季本涵老师（时任裁判委员会主任）为仲裁，我是象棋部派去的裁判员。这是《99规则》第一次在全国正式比赛中使用，对裁判无疑是一个考验、锻炼和学习的机会。借着赛会的空闲时间，我特意把从40多个棋图中筛选出来的6个不同类型的棋图拿去向季本涵老师请教，更进一步理解了新规则中对关于兵（卒）互打、关于各吃各的子、关于净吃子、关于从捉到捉等问题的处理原则。同年，我顺利地通过了国家级裁判的考试，被批准为国家级裁判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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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 从1998年开始，我时常由中国棋院象棋部选派到全国赛上参加裁判工作，曾担任过裁判组长、编排员、副裁判长、裁判长，由此结交了全国各地的许多裁判朋友和棋迷朋友，多年从事裁判工作，也使我和大师们拉近了距离，结识了许多高手、高高手。1997年，中央电视台举办“中立杯”电视象棋快棋赛，以后又有许多电视快棋赛事，我担任监局裁判，负责发着数牌，由此进入了银屏，也混了个脸儿熟。能上电视做象棋节目是一件很风光的事，但也是一件冒风险的事，因为它不像正常比赛那样可以停钟研究问题，更不允许出错。为了保证电视台摄制、播出的顺利进行，比赛中出现棋规纠纷，要求裁判组要迅速、果断、准确、及时地做出裁决，难度还是比较大的，也考核着一个裁判员的业务知识和综合素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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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 自2001年起，我应邀担任了《棋艺》杂志“答棋迷问”栏目主持，负责解答棋迷来信中关于棋规纠纷的问题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学习、锻炼机会，也是一个与全国棋迷朋友和裁判朋友沟通的桥梁，有许多志同道合者虽未曾谋过面，但书信往来一起探讨棋规案例犹如相识多年的老朋友。有的读者来信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，也是很复杂很有难度的，有时还要涉及到《87规则》和《亚洲规则》，这就迫使我经常去查阅有关资料，有时还要向资深裁判老师请教，平均每个月都要解答三四个问题，这对我保持和提高裁判水平是有很大益处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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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 裁判工作是服务于赛会、服务于棋手的，同样也是很辛苦的。从赛前的准备工作如察看场地、布置赛场、开领队会、编排、检查器材、调整棋钟、制定补充细则、组织裁判员学习、分工到比赛进程中的执法、监局、办理结束手续、维持赛场秩序和比赛结束后的成绩计算、清点归还器材、写竞赛报告等等，都有大量工作要做，像什么起早贪黑、路途奔波劳累、饿着肚子干活更是家常便饭，有时甚至是彻夜不眠。还有一些棋迷不理解裁判为什么要清场，为什么不让看比赛。其实裁判工作人员维持赛场秩序并不是有意和大家过不去，保持赛场安静是为了保证比赛能够顺利有序地进行，是维护棋手的利益。人多嘴杂，赛场乱哄哄的既不雅观也容易出事，这点还要请象棋爱好者理解。
        我主张只要不是赛会有特殊要求，只要不影响棋手比赛和裁判工作，只要能自觉遵守赛场纪律，偶尔看看棋还是可以的，但当裁判工作人员认为需要清场时，旁观者应该迅速离开赛场，这就是支持裁判的工作，下次您再来看棋时，也不会把您拒之门外。

陶山老妖

      把自己的所学和特长用到象棋比赛中去并得到大家的认可，是一件很愉快的事，也从中体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，当人家一提起“杨敬东这个裁判怎么样”时，如果得到“还可以吧”的回答，我就知足了。我希望将来我有机会能专门从事象棋比赛的裁判工作，当然这需要象棋事业的发展，需要象棋春天的到来，比赛多了，裁判才会有岗位。最后引用我的同行，国家级裁判张晓霞的一句话作为结尾，这句话是：“赛场好，裁判累并快乐着”。

     （本帖转自劳动午报）